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来检讨投资银行、商业银行、评级机构、保险公司的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发现金融机构内部治理失灵，美国金融危机监管不到位，导致场外衍生品市场无序发展，过度膨胀，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从衍生品市场的角度来总结教训。

主要有两点：第一，不该搞以次贷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第二，搞起来之后监管没有跟上。美国金融危机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美国银行系统的制度安排里面，暗藏着导致危机的因素，助长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无节制地发展场外衍生品业务。这种制度安排完全依赖商业银行保持场外衍生品市场的流动性，而商业银行接近中央银行的特权对流动性供应至关重要。商业银行利用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提供的流动性做了很多事，倒逼中央银行放松银根——这一点要检讨。由于监管宽松，银行开展了大量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美联储“补贴”给银行的许多资金已经不是提供流动性的问题，而是助推了场外衍生品市场规模越来越大。银行许多业务通过子公司到表外做衍生品去了，表内业务流动性不够时再找中央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上以非常低的成本融入资金，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去，哪个银行不愿意干？二是场外衍生品市场缺乏监管。场外衍生品市场自诞生以来，一直游离在监管之外。尤其是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其免受监管，市场参与者无须遵守报告或披露的要求，也无须接受任何监管部门的监管。因此，关于这个市场存在的风险的充分信息，对于监管机构和投资者而言，皆不可获得。交易对手方信息的不透明，以及缺乏必要的资本金和保证金要求，在危机中，这种基本信息的缺乏导致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只要对手方违约，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某一持有大量场外衍生品头寸的大型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市场就会极度恐慌，流动性迅速消失，风险向其交易对手方蔓延。2008年下半年，场外衍生品市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萎缩，严重影响了套期保值和价格发现。三是对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到位。SEC对投资银行实施自愿监管制度。SEC在1975年制定的规则是，投资银行应维持负债与净资本比率（杠杆率）不高于12∶1，如果超过12∶1，所有证券交易将被禁止。2004年，SEC在高盛等投资银行的压力下，授权投资银行参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标准评估自身业务的风险度，制定自己的净资本比率要求并实行自愿监管。这实际上就是无监管，导致投行杠杆率飙升。在2007年，贝尔斯登、高盛、雷曼兄弟、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升至40∶1以上。此外，监管当局还修改监管规则，允许投资银行采取资产负债表外记账等方式，为其隐瞒实际负债情况提供了空间。四是“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信用评级机构、保险公司对危机发生也负有很大责任。金融机构的游说使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主要业务从传统的优质贷款转向次贷市场，并成为次贷市场的主要买家，它们的参与使得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扩大。2006年出台的《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削弱了SEC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信用评级机构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评级虚高等问题及投资者对评级结果的过度依赖，促进了抵押贷款证券市场的虚假繁荣。此外，美国金融危机以美国国际集团为代表的大型保险公司出售了远远高于实际需要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扩大了风险的传递途径。五是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需要。大型金融机构花费巨资进行各类游说活动，从国会及政府部门获得越来越宽松的金融监管环境，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资产规模急剧膨胀。据统计，如果将美国金融危机前所有金融资产（包括担保债务凭证、信贷违约互换、各种金融衍生合约，美国金融危机以及可以交易和转让的各种资产等）都计算在内，未到期金融资产名义本金达到400万亿~500万亿美元，而当时美国一年的GDP只有12万亿~14万亿美元。这就是说，按照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美国12万亿~14万亿美元国民收入形成的资产价值达400万亿~500万亿美元。另一项统计显示，2000—2007年，美国GDP从98170亿美元增加到138075亿美元，同期金融资产从895280亿美元增加到1419210亿美元，金融资产对GDP的倍数从9.12倍上升为10.27倍，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已经完全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