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风险溢价基本上取决于企业无法偿还其债务的可能性（即违约的可能性）债券风险溢价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向贷方提供的保护程度。债券风险溢价现有的研究已经确定了公司的几个财务风险特征和债务发行特征能够影响债券风险溢价（Cohen，1962；West，1970；Kaplan and Urwitz，1979；Weinstein，1981）。但是，债券风险溢价公司违约的可能性还取决于准确评估违约风险的信息可靠性和代理成本。公司治理机制可以从两个维度影响对违约概率的评估。

第一个维度称为“代理风险”，这代表了管理层、大股东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偏离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债券风险溢价管理层、债券风险溢价大股东为了私人收益可能剥夺少数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Jensen and Meckling，1976），采取最大化短期回报而不是长期回报的决策（DeAngelo and Rice，1983；Dechow andSloan，1991；Murphy and Zimmerman，1993），并且债券风险溢价为了扩大和增加公司规模和可能的总薪酬而进行潜在的无利可图的投资（Murphy，1985；Jensen，1986）。已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机制能降低代理成本，治理水平更高的公司应该与优质债券评级和低风险溢价相关联（Huangand Petkevich，2016）。Anderson等（2003）研究了股权治理结构和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股权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债券风险溢价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债券风险溢价较低，因为创始家族更加看中家族的名誉价值，更可能发挥其监督作用，从而减少管理层和股东的机会主义代理成本。欧阳励励等（2014）用两权分离度来表示公司的代理成本，发现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程度越高，企业债券风险溢价越高。戴子礼和张冰莹（2013）实证分析了企业R&D投入、股东及债权人之间利益关系。债券风险溢价研究结果表明：在高违约风险企业中，股东多利用资产替代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R&D投入与企业下一年债券风险溢价显著负相关。

第二个维度与“信息风险”有关。企业内部控制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些不对称的信息影响对债务违约风险的评估，容易造成风险溢价。治理机制可以通过诱导公司及时披露信息来帮助降低信息风险。Ajinkya等（2005）证明，基于公司信息披露的信用评级与机构持股比例正相关。Healy等（1999）同样表明，披露评级的持续提升导致机构所有权水平的提高以及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此外，Sengupta（1998）发现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债券评级（收益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债券风险溢价表明治理机制可以通过降低信息风险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收益率。Bhojraj和Sengupta（2003）认为，减少信息不对称能降低违约风险，加强公司治理可以减少成本债务资本，他们发现，债券风险溢价拥有较高持股比例的机构投资者和较强外部控制的公司的债券风险溢价较低。国内学者周宏等（2014）将债券市场中的信息问题区分为一级市场上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确定与二级市场上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实证检验了信息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与债券风险溢价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债券以及企业层面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债券风险溢价投资者在信息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下能获得显著的风险溢价。方红星等（201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能够向外界释放高质量的积极信号，降低投资者面临的信息风险，从而使企业债券获得较低的债券风险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