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正如那些认真对待波浪理论的人自始至终认为的那样，调整浪类型从1932年开始的模式仍未完成，因而需要一轮最后的上升，以完成五浪的艾略特模式。既然超级循环级的崩盘不在时间表中，因此1966年来已经出现的行情，对于循环浪级的调整来说，调整浪类型已经足够了（与1932年至1937年、1937年至1942年以及1942年至1966年的浪级相同）。

第二，从1966年（或者可论证地从1964年或1965年，如果你乐于谈论理论的话）开始的横向运动模式，调整浪类型挺进到了从1932年开始的长期平行趋势通道的绝对极限。正如你能在取自艾略特自己写的《自然法则》的插图（见图A-9）中看到的那样，在第五浪开始之前，第四浪会跌至上升通道的下边界线下方，这是一种偶尔出现的第四浪特性。1982年的价格行为，只是没有给调整的持续留下空间。第三，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1982年的模式，是另一个艾略特在40多年前勾勒出的标准调整构造的绝佳实例。这种结构的正式名称是“双重三浪”调整浪，它是两个基本调整模式背靠背。既然这样，市场首先勾画出一个“平台形调整浪”（或按照另一种数浪方案，是一个从1965年开始的非正统的三角形调整浪），然后勾画一个“上升（屏障）三角形调整浪”，其间是一个标记成“X”的简单三浪上升，它用来分开两个分量模式。艾略特还识别出并解释了一种偶尔出现的倾向，也就是三角形调整浪的最后一浪会跌破下边界线，如1982年出现的那次。双重调整浪很少见，而且既然1974年的最低点已经碰到了长期上升趋势线，所以弗罗斯特和我对此不抱预期。再者，第二个位置上是三角形调整浪的“双重三浪”极为少见，而且在我自己的经验中没有先例。第四，如果当作单一的构造，也就是一个调整浪，那么这个模式的某些性质就令人感兴趣了。例如，这个构造的第一浪（996点至740点），正好行走了与最后一浪相同的距离（1024点至777点）。而且，这个构造的上升部分与下跌部分运行的时间相同，都是八年。该模式的这种对称性，促使弗罗斯特和我在1979年提出了“包裹浪”（Packet Wave）的标识，以描述一种单一的模式，从“静止”开始，逐渐加宽幅度，然后收缩摆动，并回到起点。（在1982年12月的《艾略特波浪理论家》中，这个概念有详尽的介绍。）如果使用两个三角形调整浪的替代数浪方案，那么恰好每一个三角形调整浪的中间浪（浪C）覆盖了相同的价格区间，也就是从1000点的水平运行至740点。调整浪类型无数的斐波纳奇关系出现在了这个模式中，其中的许多已经在1982年7月的《艾略特波浪理论家》的“特别报告”中得到了详尽的介绍。然而，更重要的是，它的起点和终点与前一个牛市的组成部分的斐波纳奇关系。1960年，汉密尔顿·博尔顿曾做出这个著名的观察：艾略特指出过其他一些巧合。例如，1921年至1926年的点数，是1926年至1928年的最后一浪（正统的顶部）的61.8%。相似的情形曾出现在1932年至1937年的第五浪上升中。此外，从1930年的顶部（DJIA的297点）至1932年的底部（DJIA的40点）的这一浪，是40点至195点（1932年至1937年）的这一浪的1.618倍。而且，1937年至1938年的下跌行情，是1932年至1937年的上升行情的61.8%。如果1949年的市场到目前为止遵循这个公式，那么从1949年开始至1956年（DJIA的361点）的上升行情，就应当在1957年的最低点416点上加上583点（361点的161.8%）时，或者说总计DJIA的999点时结束。